古代风水建筑的风水讲究 中国古代建筑对风水的讲究

　　其实风水的问题存在也不一两天了，但还是有很多的人都认为风水就是一种迷信的体现，根本就不可以相信。风水这一门学问是从古代就开妈流传下来的，风水从科学发展观出发，以人与生态环境的审美关系来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时，则发现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虽然存在若干封建迷信的因素，但在“风水”外衣下更蕴涵着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一体和谐、生态智慧与诗性掌握高度融合的生态美诉求。一起看看古代的建筑风水。

中国古代建筑与风水介绍

　　地型地势的选择

　　 中国古代建筑与风水讲求选址，在古代，“龙”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也是权利、富贵的象征，所以好的风水宝地被称为龙脉，而山脉在形态上多与龙相似，所以风水中称山脉为龙脉，建筑选址要求前宽阔，后有靠。后有靠能够挡住风势，前开阔可用于耕种，其实分析这些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地势的选择其实就是基于建筑环境通风，避免热反射，减少空气污染，防止洪涝灾害，避免滑坡，防止崩塌下沉及泥石流等。

　　“水质”的选择

　　 风水理论特别重视“水”，认为“吉地不可无水”，中国古代建筑与风水在寻找宝地的时候就对水有极高的要求，所以“寻龙择地须仔细，须观水势”，“未看山，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有水就必定能够保证生活，能有灌溉、饮用、河运、生活都离不开水，所以那时候中国古代建筑与风水所在乎的水主要是要保证生活。只是发展到了现在才体现出了这么多其他的意思。

　　土壤结构的选择

　　 这里说的土壤，实质是指风水学“龙穴”所处明堂基地土壤，亦即建筑基地。考虑土壤肯定就是要查地势，地势选择好了才能建房，土壤结构好能够保证耕种。在古代，择地定穴位后，为慎重起见，要开挖探井验土，最好的土壤结构变是土细但是不松，有些湿润，色调鲜明而不暗淡，用现在的眼光的来看其实说的就是土壤的比重、密实度、承重性、以及湿度、有无污染、为了也是好的农耕、生活能够方便。

　　建筑朝向的选择

　　 在古代，建筑方位、朝向的确定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关系着光照和环境，帝王级别的还涉及到了政治方面的因素，中国古代建筑与风水有着身后的关系，这 其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的就是朝向问题，风水讲求坐北朝南，而古代建筑真是有此特色，“天子当阳而立，向明而治”，所以古代帝王的宫殿都是坐北朝南。而百姓为 了生活的边界，也喜把房屋向南修建。

　　对气候的认识

　　 风水学中“风水”这个词实际上也包括了气候诸要素，气候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说一般的风水宝地气候都不错，由于人们从生活经验中体会到“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因而风水师选择必“相其阴阳”，寻找“阴阳合和，风雨所会”，万物讲求阴阳平衡，而风水也很讲求这一点，所以气候要好。好的气候能够适合人类居住生息。因此，在古代非常重视住宅的朝向和日照，常常追求“向阳府地”，而叫人莫住“背阴之宅”。

古代建筑风水的生态美

　　风水，又称“堪舆”“青乌”“青囊”。它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据说周成王迁都洛邑、周公卜洛时就已经运用了“风水”方法，后来经过晋代郭璞等人的理论加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古人建筑住宅时选择环境与处理环境的一整套观点与方法（古人有所谓“阳宅”风水与“阴宅”风水之分。本文讨论的住宅建筑风水指的是“阳宅”风水观）。“风水”内容主要包括觅龙、察砂、观水和点穴四个方面。所谓“觅龙”，就是建住宅时要寻找适宜的山脉作为基础，强调“远观得势，近观得形”；所谓“察砂”，就是建住宅时除主山脉之外，也要考虑住宅周边的形势，要求四周的小山能够起到遮挡恶风，增加小环境气势的作用，形成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方环抱，多层展开的良好态势；所谓“观水”，就是建住宅时要寻找理想的水文环境，既要求水口开闭有度（水的入口叫“天门”，水的出口叫“地户”，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若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象征财源茂盛），又要讲究水形富贵有致（如“洋潮汪汪，水格之富”），同时还必须水质甘香清洌（如“其色碧，其味甘，其气香，主上贵。其色白，其味清，其气温，主中贵。其色淡，其味辛，其气烈，主下贵。若酸涩，若发馊，不足论”）。所谓“点穴”，就是最后确定住宅的具体位置，这其实已由前三个方面做出了规定，只不过在具体操作上还有许多细节讲究罢了。

　　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主要是基于农业村社民居而提出来的，注重住宅与周边环境的融洽，强调物质世界和谐与精神感受舒畅的高度协调。到了后来，随着城市文明的兴起，开阔的城镇地理形势和拥挤的都市生活空间，使得都市住宅与自然山水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程度的疏离，于是，人文环境就成了城市住宅建筑中风水占断的重要内容。因而，自然山水形制逐渐被住宅本身的形貌和人文景观所代替，桥梁、府署、庙宇、街道和住宅等成为风水占断中常见的内容。例如，《阳宅撮要》中关于住宅选址的禁忌，就针对这种情况提出“逼簇深巷、茅坑拉脚，滞气所占，阳气不舒，俱无富贵之宅。屠宰场边一团腥晦之气。尼庵之旁一团邪气，亦无富贵之宅。祭坛、古墓、桥梁、牌坊，一团险杀之气……”均不宜建造住宅的看法；关于屋门的禁忌，提出了“屋门对衙门、狱门、仓门、庙门、城门者凶，街道直冲门者凶，街反出如弓背者凶”的看法。城市中的“风水”，除了继续强调住宅同周围自然环境的和谐及精神感受的舒适外，还比较留意朝阳取暖、风向流通等物理因素，尤其注重住宅周围的人文生态环境，体现了风水观念在城市住宅建筑中的发展变化。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向来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至今仍是如此），他们居住在乡村，因而这种风水观的转变只起到局部补充作用。

　　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进行了粗线条勾勒。从这些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风水观念无疑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封建迷信面纱，但当我们拔开这层神秘面纱，以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审美关系来重新审视它时，则发现其中蕴涵了难得的生态美内核。

　　关于这一层，西方一些涉猎过中国风水文化的规划学、建筑学、环境学、科技史方面的学者早就有所关注。例如，美国城市规划专家戈兰尼教授就认为，“在历史上，中国十分重视资源保护和环境美，中国的住宅、村庄和城市设计具有与自然和谐并且随大自然的演变而演变的独特风格。”不仅如此，20世纪后期在法国等西欧和北欧国家中兴起的“生物地理运动”，更是一项旨在借鉴中国风水理论行生态环境保护之实的运动。为了要使那些难以建立控制范围和难以建立因果联系，而事实上又为人们所关心的居住环境生态美问题引起政府和民众的重视，他们打着中国风水的旗号在建筑领域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环保运动。问题在于，它们对中国风水观念的生态解读只不过是皮毛而已，是他们依据自身建筑理论和规划理论框架而产生的一种东方想象，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古代风水观念中蕴涵的生态哲学内涵，更无法上升到生态美的高度来认识，对此，我们当然不必苛求于他人，也不可能仰仗他们来解决中国住宅建筑的生态美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古代风水观点和方法认真加以研究，找出其中的生态美精神。就此而言，我认为中国古代大多数风水占断内容实际上就是古人对住宅环境生态美的经验总结，只不过采用风水话语来表达而已。

　　言及于此，有必要就生态美内涵作简要阐述。我们知道，生态美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愈来愈深重，环境保护问题愈显重要的历史背景之下”提出来的，中国由于现代化起步较晚，直到1994年前后才有学者提出生态美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而生态美的特征则大体上可以概括：

　　（1）它是一种生命之美，充满着蓬勃旺盛、永恒不息的生命力；

　　（2）它是一种和谐之美，体现了生命之间相互支持、互惠共生以及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特性；

　　（3）它是一种创造之美，因为创造，地球上的生命和环境才呈现出如此美伦美奂的景象；

　　（4）它是一种参与型的审美，人对于生态美的体验是与该生态系统密切相联的，人很难像对待其他审美客体那样，将生态环境分割开来，保持超功利的审美距离。虽然目前学术界对生态美的看法还并不成熟，但这些基本原则还是为大家所认同的。以此来观照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我们发现，它在许多方面蕴涵着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一体和谐、诗意栖居的生态美诉求。

　　其一，气动布局。众所周知，住宅布局是建筑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这不仅仅因为工程上的原因，同时更与文化理念密切相关。古希腊的柱式建筑，其实就是把人体美赋予建筑理念之中，而欧洲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则是将信仰演绎为具体的建筑语汇。按照中国古代风水观念进行布局的住宅，虽然因居住者身份地位、宗族名望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如皇宫、相府、爵爷、百姓等根据等级不同，有许多具体规定），但总体上却呈现出气动布局的特色——讲究气势之美，追求动态之妙。例如浙江兰溪市诸葛村，这一由诸葛亮的第二十八代世孙宁五公选中的风水宝地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色。“吾族居址所自肇，岘峰其近祖也。穿田过峡，起帽釜山，迤逦奔腾前去，阴则数世墓桃，阳者萧、前两宅也。从左肩脱卸，历万年坞殿，蛟龙既断而复起峙者，寺山也。从此落下，则为祖宅位居。旋折而东，钟石阜蒲塘之秀，层岗叠嶂，鹤膝蜂腰，蜿蜒飞舞而来，辟为高隆上宅阳基，其分左支而直前者下宅也。开阳于前，为明堂则菰塘畈敞；环绕于境，为襟带则石岭溪清也。”（《高隆诸葛氏宗谱·高隆族居图略》）从诸葛族人清代进士诸葛淇对这块风水宝地的环境形势描绘中，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中国古代住宅风水布局“气”和“动”的神韵。从生态美学的角度看，这种住宅布局实际上营造了充满生机的局部生态环境美。起伏的峰峦，茂密的森林，参天的大树，蜿蜒的溪流……无一不有利于住宅主人物质生活的舒畅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令生活在其中的居住者必然充满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其二，屈曲流转。如果说中国风水观念在住宅建筑环境布局上以“气”“动”为美的话，那么在住宅的几大环境要素上则以屈曲流转为妙，反对刻板、呆滞。故其“觅龙”时总的要求是以群峰起伏，山势奔驰为好，认为这种山势为藏气之地，是得“真龙”；“观水”时，则提出“湾环曲折，水格之贵。直流直去，下贱无比”的看法（《博山篇》）。例如，被看作风水宝地的浙江武义县郭洞村对水的处理就很能说明问题。该村位于县城之南约20 里，处于东西两山夹峙的一块狭长谷地上，两山之下有两股山泉汇合而成溪流，泉水终年不断，溪流自南而北直流穿村而过。可是，这一“直流直去”的水形却有悖屈曲流转的风水观念。于是，他们就采取改造补救的办法，使之变得“湾环曲折”。首先将溪水出村之口改向两山对峙，宽度只有100米的山谷处，使溪流在这里正好遇到西面突出的山包，经东折至东山脚下，再折而向北绕道出村。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水口南北向的河道上建造了一道横跨东西的石拱桥，取名“回龙桥”，用以聚居贵气，起锁住水流的风水象征作用。从生态美学角度来看，蜿蜒起伏的山峦无疑有利于野生动植物的繁衍生息，曲折回环的河流当然对水生动植物生长及防洪有益，它实际上是有利于涵养生物，改善局部生态环境的，有利于生活其中的主人生发出对生命之美的赏识与赞叹之情。

　　其三，谐和生情。我们知道，原始人的住宅是为了抗御自然灾害，获得人身安全而建筑的，是不存在什么风水观念问题的，风水观是人类从自然界中挣脱出来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后才逐渐兴起的，它的产生与寄托人们的生活理想密切相关。故而，风水住宅的气动布局和环境要素的屈曲流转，目的是为了满足住宅主人的物质与精神追求，是使居住其中的每个生命个体获得某种超越情怀。在这一方面，谐和生情是古代风水观念的一个重要诉求。它创设住宅环境内部的和谐韵味，追求小环境与大环境之间的互感互生，更赋予了住宅主人与居住环境之间日久生情的超越情怀。据《晋书·魏舒传》记载，“舒少孤，为外家宁氏所养。宁氏起宅，相宅者云当出贵甥。”魏舒听了以后说：“当为外氏成此宅相。”于是少年立志，发奋向上，后来果然当了大官，以行动验证了相宅者的预言。由此可见，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对居住者的心理暗示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从生态美学角度来看，人与住宅环境之间的这种激发互渗，和谐生情，正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而引发的一种生命的共感与欢歌。”

　　其四，浑融自洽。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虽然十分驳杂，但只要我们把握各家各派理论的大概，则发现它们实际上是浑融自洽的，这一特点可以表述为整体观照模式中的有序性和自足性。在古人的风水观念中，阳宅建筑的环境模式是以“气”和“聚”这两个概念为核心的， “气”而能“聚”的环境都是吉利的。“气”这个风水概念的内涵通常是模糊的，有时它指物质的气，如空气、风等，有时它则可以解释为五行之气、阴阳之气、衰旺之气等等，适用于对任何对象、任何状态的描述。“聚”这个风水概念内涵也常常是不确定的，有时它指四周高中央凹的风水环境为吉利的“聚局”，有时它又指围绕一个中心组建的建筑群为风水“聚局”，更不可捉摸的是它有时又指某种神秘的精神为风水“聚局”。所以，我们常常难以用严密的逻辑来把握它的真正内涵。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不讲究秩序性。只要认真研究，我们会发现它通过一种类比的方式建构起了内在的风水秩序，其“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的次序和罗盘八卦的占断定位，乃至一般人难以解读的复杂罗盘盘面编码，都足以说明它是有着一套非常严谨的秩序，其中蕴涵了阴阳平衡、伦理等级、天人合一等复杂的内容。这种模糊性与秩序性的结合使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显得浑融自洽，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例如，江西赣州城的地下排水系统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当许多现代城市为“小雨成溪，大雨成河”的城市排水问题深表忧虑时，客家人依据风水观念建筑的赣州城900年来却一直没有发生过城市积水现象，至今仍静静地为30万赣州人服务。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浑融自洽的风水观念，正是现代逻辑思维所缺乏的把握世界的整体观照与内部秩序相结合的特殊维度上激发出来的生态智慧，它体现了生命主体与生态环境协同创化的创造之美境界。

　　住宅建筑作为一门实用艺术，无疑应在满足人们实用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这一点无论欧洲的哥特式建筑理念，还是古巴比伦的土台建筑神韵，抑或日本的唐式建筑精神，莫不如此。然则，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何以会蕴涵着人与自然一体和谐、生态智慧与诗性掌握高度融合的生态美诉求呢？我以为这跟东方文化掌握世界的独特审美方式密不可分。“东方审美思维同原始思维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与发展。”而原始思维是一种混沌的、以形象为主的诗性智慧，它的核心观念是“万物有灵观”“生命一体化”和“万物同情观”。就此而言，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风水观念的生态美诉求可以说正是这一审美思维方式的生动展现。

　　首先，这种生态美诉求直接渊源于东方文化中对生命之美的神往。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是建立在郭璞所谓“有生气”理论基础上的。郭璞在《葬书》中认为，“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阳宅”风水观是在“阴宅”风水观上生发出来的。“阴宅”尚且如此，“阳宅”就更不必说了。）这一观念对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其他风水理论莫不根源于此。这使风水观念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生命之美为底蕴，以 “气”为中心概念的特殊建构模式，而这种风水模式实际上同“东方审美思维是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与发展”密切相关，“它以‘生命为美’，以体现了以充盈的生命之气为美，以显示旺盛的生命力的东西为美”，并认为生命形式是“交感”的，是“一体化”的。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谈到原始思维的时候，曾深刻地指出，原始人的自然观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实践的，而是“交感的”，“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生命形式。” 以此来观照中国古代住宅建筑中的风水观念，则无疑蕴涵了原始思维中关于生命“互渗共感”的神秘特征。例如“觅龙”观念，“龙”本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善于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生命力旺盛的神异动物。以“龙”来类比风水形胜，正是对生命之美互渗共感的一种形象表达。又如《黄帝宅经》说：“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更是直接把住宅形制与人的生命形体进行关联比附。以生命之美来规范建筑环境与形制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的核心。正是在这一结合点上，生态智慧与诗性掌握融合为生态美诉求。

　　其次，这种生态美诉求是东方审美“同情观”的必然结果。中国古代住宅建筑风水观念中，常常表现出“以己度物”的情感倾向，强调住宅与主人之间的“物我同一”和“同情同构”。认为自然界的山形水势，一草一木，都与房屋居住者的情感和命运紧密相连，好的风水意味着必然带来好的前景，坏的地理就预示着不详的兆头，甚至住宅环境中某一物的存毁也关乎房主乃至整个家族的命运和情感。例如，上文所提及被看作风水宝地的浙江武义县郭洞村石拱桥上建的石桥亭，自清代乾隆十九年建成后，毁了建，建了毁，于是也就有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风水言说，“及其既坏，村中事变频兴，四民失业，比年受灾，生息不繁”“一旦顿还旧观，嗣是民物之丰美，衣冠之赫奕，当必有倍于前者。”（《重造回龙桥记》）因而，这座桥成了村民心中不倒的图腾，寄托了无尽的情感。正因为“东方‘同情观’以同情同构、物我交感、物我互渗的眼光看待自然事物，把自然对象的生命同自身生命加以类比，从而形成了美丑观念。” 这正是生态审美难于自外于审美客体，必须“参与”体验的一个重要表征。故而，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必然以谐和有情作为重要的审美尺度，必然寓含着生态美诉求。

　　最后，这种生态美诉求与诗意栖居情怀密不可分。西方现代哲人海德格尔在对现代性及其危机进行批判的时候，曾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一句诗歌提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生活理想，并明确指出，“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他有感于技术理性的恶性膨胀，对早先人与自然的那种和谐关系充满怀念。而“诗意栖居”必须通过“筑造”才能达成，人只有通过劳作筑造居处，为自己营造一个栖居之所，才能够在这里俯视大地、仰望天空。以此观照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风水观念，则其中无疑包蕴了诗意栖居的情怀。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这种诗性智慧并不是哲人们反思的结果，而是原始的、浑融的、自在的，是对宇宙模糊体察中产生的审美感悟，是远古原始思维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这种思维采取‘以己度物’的方式去感知外物，以类比的方式去区别和把握外物，以象征、比喻、意会的方式去表现自己的情感或思想”，尽管住宅建筑风水观的阐释是以一种变态的神秘风水话语来表达的，但诗意情怀却是其根本内核，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使它与生态之美密切相联。“环吾乡皆山也，出自太行地，北有鹿台蟠回，高出诸峰。南应历山驰奔云矗，倚空向出者，千峰碧苍翠。东曲陇鳞鳞，下临大涧。西山隆沃壮，似行而复顾，或曰伏虎山，或曰凤凰岭。”从这则明代石碑上记载的风水宝地山西沁水县西文兴村的居住环境来看，难道不正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栖居之所吗？！东方特有的诗意栖居情怀渗透到风水观念中必然生发出中国古代住宅建筑的生态美诉求。

古代建筑风水学对现代建筑的影响

　　一、古代建筑风水学的基本思想

　　众多考古资料证明，重视人的居住环境，这是中国本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华先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选择与认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址已有了很明显的“环境选择”的倾向，其表现主要有：(1)靠近水源，不仅便于生活取水，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2)位于河流交汇处，交通便利。(3)处于河流阶地上，不仅有肥沃的耕作土壤，而且能避免受洪水侵袭。(4)如在山坡时，一般处向阳坡。如半坡遗址即为依山傍水、两水交汇环抱的典型的上吉风水格局。颇具启发意思的是，这些村落多被现代村落或城镇所迭压，如河南洪水沿岸某一段范围内，在15个现代村落中就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甘肃渭河沿岸70公里的范围内，就发现了69处遗址。可见，远古时代的人们对聚落选址因素的考虑很是讲究，这个古老的传统根深蒂固地遗留在后人的脑海中，并具体显现在许多现代城市、村镇的选址与建设中。从上古文化遗址情况中还可判断，人们聚居的地区，已出现了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如半坡遗址中，墓地被安排在居民区之外，居民区与墓葬区的有意识分离，成为后来区分阴宅、阳宅的前兆。新石器时代原始居住形式的不断改进，反映了人们随环境而变化的适应能力，对原始聚落的位置选择，也体现了远古先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有了较高的认识水平。总之，人们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开始了能动地选择环境。

　　从殷商之际的宫室遗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河流与居住环境之关系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今河南安阳西北两公里的小屯村，是殷商王朝的首都。这里洹水自西北折而向南，又转而向东流去。就在这条河流的两岸，其南岸河湾处的小屯村一带，是商朝宫室的所在地；宫室的西、南、东南以及洹河以东的大片地段，则是平民及中小贵族的居住地、作坊和墓地等；其北岸的侯家村、武官村一带则为商王和贵族的陵墓区。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宫室区、民居区还是生产区、陵墓区，它们都是位于河水曲折怀抱之处，这充分证明了后世风水学中追求“曲则贵吉”理念源远流长。正如《博山篇·论水》中所说：“洋潮汪汪，水格之富。弯环曲折，水格之贵。”蒋平阶《水龙经》亦曰：“自然水法君须记，无非屈曲有情意，来不欲冲去不直，横须绕抱及弯环。”“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华富绕。”总之，对水流的要求是要“弯环绕抱”，讲究“曲则有情”。

　　再则，风水学中以河曲之内为吉地，河曲外侧为凶地。《堪舆泄秘》曰：“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水龙经》亦认为，凡“反飞水”、“反跳水”、“重反水”、“反弓水”一类的地形均为凶地，不利于生养居住。所谓“欲水之有情，喜其回环朝穴。水乃龙之接脉，忌乎冲射反弓。”显然，这是古代先民在对河流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城乡建筑之关系作了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与现代河流地貌关于河曲的变化规律是相吻合的。换而言之，古代建筑风水学中所总结的“水抱有情为吉”的观点，就是根源于此种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其次，风水学强调城市与建筑的“面南朝阳”，这即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又有着非常合理的科学依据。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与《周易》之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周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后世人谓帝王统治国家的方略为“南面之术”，即源于此。此外，中国的天文星图是以面南而立仰天象而绘制的，地图是以面南而立用俯视地理方法绘制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方位观念也很独特：前南后北，左东右西，而与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源自西方的方位观念（上南下北）恰好相反。这种“面南朝阳”思想的产生，又是由它特定的环境特点决定的。因中国处在北半球中，阳光大多数时间都是从南面照射过来，人们的生活、生产是以直接获得阳光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人们采光的朝向必然是南向的。再者，面南而居的选择亦与季节风向有关。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冬季盛行的是寒冷的偏北风，而夏季盛行的是暖湿的偏南风，这就决定了中国风水的环境模式的基本格局应当是坐北朝南，其西、北、东三面多有环山，以抵挡寒冷的冬季风，南面略显开阔，以迎纳暖湿的夏季风。

　　由于是“面南而居”，风水学中往往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表示方位。如《葬书》说：“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阳宅十书》曰：“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汗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于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成为风水中推崇的四个方位神的名称。但风水中何时开始使用这四种动物作为方位神，一时无从稽考。不过，在河南淄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O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墓葬中，有着一幅图案清晰的用蚌壳砌塑而成的“青龙”、“白虎”图形，分别位居埋葬者两侧。如果墓葬中的“青龙”、“白虎”图形也有着指方位的作用，那么后世风水著作中关于“青龙婉蜒，白虎蹲踞”的思想就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其实在上古时代，人们已有了较明确的方位神的观念。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说：“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此四个方位神的名字又代表四个神的名字，构成南北东西四个天象。故《淮南子·天文训》曰：“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四方之神，后为道教所尊奉，以致在中国文化中影响广泛。

　　青龙、白虎等作为方位神灵，各司某职护卫着城市、乡镇、民宅，其条件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即玄武方向的山峰垂头下顾，朱雀方向的山脉要来朝歌舞，左之青龙的山势要起伏连绵，右之白虎的山形要卧俯柔顺，这样的环境就是“风水宝地”。

　　风水宝地的构成，不仅要求“四象毕备”，并且还要讲究来龙、案砂、明堂、水口、立向等。《阳宅十书》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富，最为切要。”“阳宅来龙原无异，居处须用宽平势。明堂须当容万马……或从山居或平原。前后有水环抱贵，左右有路亦如然。”“更须水口收拾紧，不宜太迫成小器。星辰近案明堂宽，案近明堂非窄势。此言住基大局面，别有奇特分等第。”这是一种从大环境而言的风水宝地模式：即要求北面有绵延不绝的群山峻岭，南方有远近呼应的低山小丘，左右两侧则护山环抱，重重护卫，中向部分堂局分明，地势宽敞，且有屈曲流水环抱，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风水宝地。正如佛隐《风水讲义》中所说：“靠山起伏，高低错落，曲曲如活，中心出脉，穴位突起，龙砂虎砂，重重环抱，外山外水，层层护卫的发福发贵之地。”

　　从现代城市建设的角度上看，也需要考虑整个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系统。每一地域都有它特定的岩性、构造、气候、土质、植被及水文状况。只有当该区域各种综合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协调、彼此补益时，才会使整个环境内的“气”顺畅活泼，充满生机活力，从而造就理想的“风水宝地”――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于中国常见的背山面水的城市、村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典型环境。其科学的价值是：背后的靠山，有利于抵挡冬季北来的寒风；面朝流水，即能接纳夏日南来的凉风，又能享有灌溉、舟楫、养殖之利；朝阳之势，便于得到良好的日照；缓坡阶地，则可避免淹涝之灾；周围植被郁郁，即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能调节小气候，获得一些薪柴。这些不同特征的环境因素综合在一起，便造就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这个富有生态意象、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或村镇，也就是古代建筑风学中始终追求的风水宝地。

二、古代风水学对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的启示

　　在古代风水学中，经常把大地比作人体来考虑各种因素，对此风水中有一句话叫作“相地如相人”。如《玄女青囊海角经》曰“支龙形势，如人之状，然其身一动，则手足自应；将主一出，则群兵必随。”“本身之龙要长远，身体必要端正为上，手足必以相合为佳，长幼必以逊顺为贵，主宾必以迎接为奇。”在这种人、地类同思想的基础上，风水中常据人体的结构将龙脉之真穴分为三种穴，一在头部，二在脐眼，三在阴部，其具体位置是：“上聚之穴，如孩儿头，孩子初生囱门未满，微有窝者，即山顶穴也；中聚之穴，如人之脐，两手即龙虎也；下聚之穴，如人之阴囊，两足即龙虎也。”（清孟浩《雪心赋正解》）在清《六圃沈新先生地学》中即收有一幅以人体之“窍”为原型的风水穴位图，最能形象逼真地体现这种人、地同类的理念。

　　由于古代风水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与元气说之上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作为融贯整个风水学的灵魂。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太阳、月亮及28星宿及金木水土火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以及它们同地球昼夜节令变化和灾情间的关系。在古人看来，天地的运动直接与人的生长相关。《履园丛话》说：“人身似一小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一身之中皆能运用，”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人体与宇宙同构。天地分为阴阳，人体亦分阴阳。天地有五星五岳，人体亦有五官、五脏。天分成十天干，表示地球绕太阳转一圈，人亦对应有十指。地分为十二地支，表示一年月亮绕地球十二圈，人亦对应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十二皮部……人的整个经络系统随着时间的先后，年、月、日、时辰，周期性地气血流汪，盛衰开合，人应时辰月令，这一切都暗示着我们，人类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凝聚着整个宇宙的生命，人体完全是与宇宙相合的，人体之气与宇宙之气以交流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与初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元气在宇宙天地间回荡，气在人体中聚合，人实际上被视为自然生态链的一环，与大自然相比，人是渺小的。人生存中的任何活动要吻合于自然，要取得与天地自然的合谐相处。因此，要避免在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气息与环境中生活，人的建筑活动就要利于自然的合谐。风水说中用气来解释自然环境，在人与天地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只要按照气的运动变化规律，也就是按照自然的秩序，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合谐，就会获得平安与快乐，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风水选址的基本意义就是为人类寻找适当的居地。而藏着天地间生气之地域，即为人类生长繁衍的理想居地。概括地说，风水理论的一切具体措施也就是围绕如何寻生气之凝聚点，如何迎气、纳气、聚气，通过对宇宙天地之气的迎合、引导和顺应，使人体之气与之产生合谐，从而有助于改善居住环境，保证人类的身心健康及后世的昌盛。从这种意上看，风水可以说正是使宇宙之气与人体之气和合的艺术。

　　风水最重理想环境的选择，而风水的理想环境主要由山和水构成，其中尤以水为生气之源。《水龙经》中说：“穴虽在山，祸福在水。”“夫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皆血脉之贯通也。”因为石为山之骨，水为山之血脉。山以水为血脉，本身就是有机的。《黄帝宅经》的观点更为明确：“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这里明显地把宅舍作为大地有机体的一部分，强调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这是风水关于建筑思想的主旨。亦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底蕴，如《管子·水地篇》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王充《论衡·书虚》说：“天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血脉流动，泛扬动静。”

　　中国古代建筑受风水影响最大的就是追求一个适宜的大地气场，即对人的生长发育最为有利的外环境。这个环境要山青水绣，风调雨顺。因为有山便有“骨”，有水便能“活”，山水相匹，相得益彰。所以，几乎所有风水环境均讲究山水相配，并按照一定的风水空间结构进行组合。为什幺许多风水地能成为人们修心养性、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呢?原因在于其山水组合合理，能给人一种幽雅舒适旷神怕的感觉。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灵人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难怪乎人们会孜孜以求地追求合理组合的山水环境。

　　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之后，开始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果作总结和反思，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据弃自然、毁坏自然，将人与自然本应和谐的关系推向了反面，并尝到了由此而带来的种种“恶果”，如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缺乏自然情调等等。然而，人毕竟是人，有主观能动性，能自我调控自己，世界各国围绕“人与环境”这一命题采取了种种对策。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城市美化运动”，英国出现了“田园城市”的思潮，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了人们要求与环境和谐、重归大自然的愿望。“田园城市”一度付诸实践，其思想启迪了不少城市规划学家，大多新的城市设计方案就是从这里受益的。中国在50年代提出“城乡园林化、绿化”的对策之后，又于1993年2月召开了中国“山水域市讨论会”，钱学森先生指出，21世纪的中国城市应该是集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为一体的“山水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镐先生指出：“中国城市把山水作为城市构图要素，山、水与城市浑然一体，蔚为特色，形成这些特点的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并与重视山水构图和城市选址布局的‘风水说’等理论有关。”吴先生独具慧眼，认识到了风水说在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和山水构图中的重要作用；也启示我们，风水说关于山水空间的有效组合，一定能在“山水城市”的规划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古代建筑风水学的现代运用与价值

　　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古代建筑风水学，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局限，必然有着许多虚幻不实的成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用当代的语言与科学的理念去阐释传统的思想，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这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学的专家学者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

　　首先，要跳出传统风水学中“玄之又玄”语言怪圈，用浅显易晓的现代表达手段，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风水学的精义及现代价值。其次，应适应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善于将最新的科技成果当作“点金石”，去点化传统风水学，使其脱胎换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传统风水学的精华发扬光大。第三，要适应当代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及建筑业的高速发展，研究面临的各种新的问题，敢于创新，尽快地促进风水学的现代化，即将传统风水学中精华有机地融入当代建筑学之中。

　　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但众多的城市却没有山峦，或缺少河流，似乎与传统风水中强调的依山傍水距离甚远。但只要略加变通，依然可以找到符合传统风水宝地的范例。在考察城市中的风水状况时，可以将一座座的楼房看作是重重迭迭的山峰峦头，左右护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可以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道路，看作是一条条的河流溪水。因为对于城市、民居建筑而言，自然环境即山岳河流等要素的影响，远不及毗邻宅周的其它屋宇、墙垣及道路等影响更为直接和密切，因此在城市井邑之宅的辨形方法中，龙、砂、水、穴遂被赋予了新的特殊喻义而加以应用。正如《阳宅集成》所说：“万瓦鳞鳞市井中，高屋连脊是真龙。虽曰汉龙天上至，还需滴水界真宗。”《阳宅会心集》亦说：“一层街衢为一层水，一层墙屋为一层砂，门前街道即是明堂，对面屋宇即为案山。”在遵循传统风水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与发挥各个地区、各种先天条件的优越性，细心发现个别地区的先天缺陷，并通过各种努力去改善其整体环境，去完善这个小区的建筑，同样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这里例举海口国际交易中心的设计方案，可以称为将风水理论用于现代建筑设计成功的一个典范。下面依据焦毅强《风水理论用于现代建筑设计初探棗海口国际交易中心方案设计》一文加以介绍。

　　海口国际交易中心(以下简称海交中心)是海口市拟建设的一个以展览、交易为主，兼容办公、旅馆等功能的综合设施，建成后将成为海口市对外开放的新的经济和贸易中心。海交中心选址于市中心区，占地76，940平米，建设面积约24万平米，由会馆、宾馆、写字楼三部分组成。现代城市中类似的综合性建筑，大多数是各个部分相对独立，将各个不同功能建筑的入口安排在不同方向的街道上；即使是一面临街，也将几个功能区的入口绝对分开，并对各自的外部空间作均质处理，这种方式虽然是基于对功能和交通的考虑，但不可避免带来以下弊端：(1)空间感觉分散，向心感不强。(2)难以形成集中的城市公共空间。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代表西方建筑思想的设计方案方式与中国传统风水思想相悖。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小至家庭住宅，大致大型复杂的综合性建筑群，乃至整个区域，都可视为一，即天地人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一个整体。因此任何规模的建筑，都可以撜瑪为蓝本进行设计或规划。

　　据此，担任设计任务的焦毅强等设计师，依循中国传统之文脉，把整个海交中心作为撜瑪来设计构思。即在撟芡忌杓茢之中，合理地运用了传统风水中的摼判欠晒〝，并对摷獢撔讛之说赋予新的含意，而成为现代设计可借鉴之方法。具体的做法是：(1)将整个设计方案按九宫格划分。(2)确定总入口作为宅门的坐宫卦位，称为摲粩。(3)遵循摷亟ù笪荩椎厣儆没虿挥脭的原则，布局建筑，即灵活地运用九宫图进行建筑布局。

　　他们根据城市的主干道的人流方向确定中心的总入口在东南，找出伏位在东南的宅形凶吉方位图。据方位图可定：(1)北、东两向吉地高起，应成为重要的围合要素，因此安排写字楼、宾馆等主要高层建筑。(2)西南、东南、东北向为中性方位，则安排宾馆侧翼，分会馆等附助建筑及绿化用地和停车场。（3）西侧和西北凶地较多，只安排体型低短的非居住性的会馆，其它为室外展场，建筑间隙较大，空地较多。

　　由此结合外空间设计形成了一套相当理想的设计方案，特点为：(1)形成以会馆为中心的围合性布局，会馆、宾馆、写字楼拥有共同的公共活动区域，使其功能和形式得以有机联系，增强了整个方案的统一性。(2)建筑布局上有疏有密，这既从功能和形式上形成张弛效果，又为未来发展留下了面积余地和拥有较大的绿化用地。（3）将外空间作为交易活动的室外场地，形成内部围合的“现代院落”的模式。(4)写字楼、宾馆、会馆三面围合，形成具有封闭性的围合空间。这一空间由两个相连的方形“院落”组成。第一层次院落主要解决人口的交通问题，并为城市提供一块较公共性的空间。第二层次院落封闭性较强，东西两侧建筑相距50米，建筑高度20多米，院落纵向延伸，主要为交易中心的内部人流解决交往、休息问题，并提供室外交易场地。两个院落既相隔又相连形成整个建筑群的“虚轴线”，有利于“气”的会聚、疏导、通畅。（5）整个建筑组群划分为各个相对独立的局部性空间，连续的空间序列，引起观赏点的变化，从而感受到空间尺度也是不同的。这里灵活地运用了传统风水理论中的“形”、“势”概念，把建筑群体内大范围的外部空间，具有为观赏目标的远观视距为“势”，用于总体空间的把握，约在200米左右；而20米左右的尺度予人以人情味，可认识到建筑的细部，称为“形”，用作细小的外空间划分。随着人们的行进，远势近形的相互转化，而予以生动的视觉效果，获得以尺度转换为基础的空间的动态感知。

　　正是基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该设计方案力求一种优美，赏心悦目的自然美：（1）追求多层次的景观，通过建筑的收合来划分空间层次，也划定了近景、中景、远景等景观层次。利用建筑体量间的空隙，使空间通透引入多层次景观。(2)创造曲线美、动态美的景观：高耸的写字楼挺拔向上；宾馆的曲线形平面及顶部层层退台；会馆的曲线形屋顶提示了自然山水和中国古城中连绵连缠的曲线形轮廓，有韵律的动态美打破和中轴构图的呆板，凭添了海边的浪漫气息。(3)建筑体量东、北两向高峻纤秀，西向低矮庞大，形成均衡布局。建筑分布高低错落，疏密有序，绿化掩映其间，从每一条街区看都构成稳定的三角形构。